中国农业地区过年观察

　　“80后”回村——江西塘下村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东南飞”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谢鹏 发自江西

　　■编者按：变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

　　去年春节，约2000万农民工因无工可做返乡，失业问题犹如尖椎刺破气球，让维稳和创造就业成了中国的头等大事。当时从中央一直到村里整个行政体系的高度紧张和殚精竭虑的应对，仍还历历在目。

　　哪料一转年，却是一个180度的大转身：大规模的“民工荒”再现沿海，甚至蔓延内地。中国一直想摆脱的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突然间被放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开始了用脚投票。用脚投票的背后，是中国的山乡已经巨变。

　　沿海产业大量转移内地，使农民就近入厂成为可能。有些地方开始推行农田机械化耕种，这让那些不善农活的新生代农民工甚至可以亲近土地。房地产热几乎弥漫所有的城镇，房地产广告连国家级贫困县的田间地头也没落下。

　　工业、商业和房地产业在县乡镇的繁荣，不仅带来了就业，也缩小了城乡之间生活方式的差距。也许是第一次，在大城市蜗居的人或蚁族，开始真切地感受到了故乡的召唤。

　　中国迅速走出金融危机，当然是山乡巨变的动力之一。不过，大城市离谱的高房价，加剧了这一城乡之间历史性的转变。

　　今年春节，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中国的县、乡、镇和村，聚焦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最庞大的基石。在这里，我们试图读懂中国。

　　农田机械化耕种，以及沿海地区企业内迁带来的就近入厂，让那些在外打工近10年、不善农活的80后这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力可以有条件回归农村，兼顾农活、工作和家庭。江西高安市塘下村正在发生的变化或许并不是孤例。

他们回来了，他们也可能就不走了。 　图/IC

同样是回家，新生代农民工们的背影比父辈们时尚了许多 　图/CFP

　　包产到户后再次分田

　　2月20日，正月初七。按照惯例，每年的正月初七是塘下村召开新年第一次全体村民会议的日子。

　　然而这天，会没有开，而且大家都很默契地不谈开会的事。因为开会就要“互相红脸”，这在春节期间是很忌讳的事情。

　　“红脸”是因为村里要重新分田了，这是自三十年前包产到户以来该村第一次大规模地重调农田使用权。

　　分田源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农田机械化改造。为了加速“工业强镇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人口规模近三千的大村塘下村，被所在的江西省高安市建山镇选为农田机械化改造，当地称“园林化改造”的试点村庄之一。以前田连阡陌的水田分布格局，在被机器碾断了田埂之后，变成了成片成片的大块稻田，以便实行机械耕种。

　　本来要开的村民大会没开，于是一群老农，抽着两三元一包的廉价烟，围坐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前，盯着国家发改委网站上刚刚发布的一则消息议论纷纷：国家决定2010年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并适当提高最低收购价水平。

　　对世代以种植水稻为生的塘下村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今年他们生产的早稻和晚稻最低收购价格，将分别从每百斤93元上涨到96元，从105元上涨到115元。“2009年的晚稻价格卖得越晚赚得越多，最后都卖到了115元，看样子今年的田一分也不能把(转让)出去。”一位老农说。

　　听到这话，笔记本的主人谢松林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五十来岁，罕见地不抽烟，是村里的一位意见领袖。

　　谢这几年一直在珠三角等地开餐馆。去年10月，他和妻子回到老家，购买了全村第一台电脑，并以每年798元的包年费接通了全村惟一一条宽带，每天炒炒股过日子。他是村里公认的见过世面的人——他带回了全村人都没吃过的爆炒母猪子宫。

　　谢松林回村本来是想当个“地主”，承包大约100亩的稻田。这在往年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村庄打工者众多，稻田要么被抛荒，要么以每亩3年40元的低价转让给留守的农民耕种。

　　然而，因为2010年粮食最低收购价要上调，老农们更坚定了在随后的分田博弈中要多分几亩稻田，而谢松林则觉到，他离他的“地主”梦更远了一点。

　　都想多分田

　　塘下村分成三大区，分别是老屋、上屋和新屋。园林化改造之前，上屋区的村民人均耕地面积最多，有近3亩，新屋2亩多，老屋最少，人均只有1亩多。

　　上屋的村民，子女要么读书，要么打工，他们年岁已高，本无力耕种过多稻田，但机械化的突如其来，让他们开始对手头的水田紧抓不放。他们见过世面的儿女们给他们算了一笔账：一亩水田，租用机器耕种，只需要120元，折合成2009年晚稻的价格，也就是一百斤稻谷的钱。

　　上屋区读书人多，出了不少大学生，他们的户口相继迁出，一旦重新分田按照户籍人口数量计算，上屋的村民拥有的耕地数将减少不少。

　　这些读书人有些已经毕业，那些进了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只要回老家过年，都会被各自的父母要求充当利益代言人去“想点办法”，对村里乃至镇里“发挥点影响，施加点压力”，保证上屋区村民在分田中的利益不受损。甚至有人开始筹划着让子女们的户口迁回老家，以在即将展开的分田中增加自己的稻田数量。

　　老屋和新屋区的村民，心态则完全不一样。这两个片区的人口较多，大学生和外出打工者较少，做小买卖的比较多。每家每户都有好几个青壮年劳动力，且各个都是干农活的好把手，他们希望能够多分得田地。

　　“80后”回归

　　“到底哪天讨论分田问题，怎么还没人来通知。”谢松林关掉电脑，冲着门外一群一边晒太阳，一边开着手机蓝牙互传歌曲并交换QQ号码的“80后”和“90后”打工青年们喊道：“今年你们还出去打工吗？”

　　回答截然不同。

　　对于刚刚辍学打工一两年的“90后”们来说，他们才学会了使用手机蓝牙技术和上网，他们相信，外面的世界还有更多的精彩等着他们。在正月初七，他们选择了重新返回珠三角的工厂。

　　而那些差不多打工10年的年近三十的“80后”们，大部分已经在珠三角找到了老婆，有的还生了小孩。他们已经厌倦了打工生涯。特别是那些准备要小孩的打工者，很担心常年在有毒的染色厂这类地方工作，会影响生育。“我和老婆打算到附近的陶瓷厂去打工，收入我都打听了，只比我在东莞少500元左右，我觉得值。”快30岁的谢春华，已经和老婆一起在珠三角奋斗了快10年。春节期间，他们听说不久后离村子不到10公里的镇上今年将有3家从广东转移过来的陶瓷厂开工。于是，他2010年的计划变成了一边到本地陶瓷厂干活，一边种点水稻。

　　对谢春华这些外出打工多年的80后们来说，大多数是不懂耕种技术的，但他们现在不用担心了，这个至今每家每户都养着耕牛的村庄，正在迅速地向机械耕种转变。

　　就在打工者们的父母身体还算硬朗时，镇上卖农机设备的商家的生意一直不好。很少有人愿意以每亩120元的价格雇来机器耕种。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打工者们将在珠三角生下来的子女带回农村交给父母抚养，这些留守儿童占用了父母们很多的精力，他们的身体也已大不如前，现代化的耕种技术这才得以占领这个贫弱的山村。

　　工业化的陷阱？

　　对于那些80后的农民工来说，不会种田等门槛已经被突破了。现代化的耕种技术被引入之后，他们不再对耕田耙地等农活怀有忌惮。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现代化带来改变的同时，也让现代化的陷阱降临了。

　　经验老道的老农们告诉他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园林化改造之后的田地，在头两三年并不好打理。这些原本分割成多个小块的水田，高低深浅各不相同，机器到时将可能没法发挥工业化的力量，在家闲置的水牛们，依然将唱主角，而这正是“80后”一代们十分害怕的。他们大都初中没毕业就到珠三角打工，不要说耕种技术，那些小时候下水田插秧和耕田时附着在他们腿上的吸血软体动物蚂蟥，至今仍让这些新生代农民畏惧三分。

　　“除非全面实现机械耕种，否则我可不脱下鞋子赤脚下田干活。”这是“90后”青年农民们的普遍心态。

　　好在，这个小镇在向现代农耕时代转型的同时，加速了其向工业化的跃离。正是这种跃离，给这些“娇贵”的新生代农民提供了一种过渡方式，去避开老农们口中“头两三年田好种不了”的魔咒——到镇里即将开办的陶瓷厂里打工。

　　建山镇位于县级市高安市的西南部，算得上是高安的工业重镇。但近年来，随着国有大型企业英岗岭矿务局总部搬迁至江西新余市，建山镇的官员们面临着如何留住人气和积聚财气的命题。

　　由此，这个富含煤、瓷土、耐火土、石灰石等资源的小镇，开始卷入工业化。镇里去年签署的两个亿元投资项目都是污染型的电解铝项目和电化工项目。

　　建山镇距江西省建筑陶瓷产业基地仅二十余公里。从珠三角的腾龙换鸟产业转移政策实施以来，江西省建筑陶瓷基地规模不断扩大，来自佛山的很多陶瓷厂转移到了高安，一些陶瓷厂甚至表现出了再次转移到建山的意向。镇上很多地方已经张贴上了“打造陶瓷重镇”的标语。

　　不过，村民们一些邻镇的亲戚过来拜年，却带来了和镇里的宣传画上不同的信息：附近刚刚摇身一变而成的陶瓷重镇新街镇，在陶瓷厂建好了之后，粉尘和污染严重，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粮食绝收的迹象。

　　一些在外面见过世面的打工者更是对此保持着审慎的乐观，村里曾来过一些从佛山过来考察投资环境的陶瓷老板，这些打工者建议他们不要在当地建厂，他们从网上找到了充足的理由试图阻止工业化的推进：陶瓷厂需要大量的透灰石，而这些资源当地并不具备，整个江西省建陶基地所用的透灰石全部都是从较远的新余市进货，企业来了难赚钱。

　　在这个总人口约4万人的小镇，集镇人口占据了2万余人，这个小镇的80后们，从一开始就被分成了城、乡两个群体，并且互相斗了十几年。

　　当家门口的工作机会降临的时候，像谢春华这样的打算留下来的返乡农民工，竞争力并不强，因为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然而他们惟一的优势是，他们比城里的同龄人更好管理。在珠三角长达10年的历练，让他们更容易接受像一颗螺丝钉一样，每天三班倒地被拧在工业化大生产的一条条流水线上。

国家级贫困县：地产广告入田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 发自湖北通山

在湖北通山这个山沟里的小县城，房地产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共同话题，房地产广告甚至直接做到了田间地头。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正在积攒的民间财富和机会，甚至让那些从这里走出去、在沿海大城市蜗居打工的大学生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落差。

再造新城：房子看上去比人多。 图/资料图片

山城“一步跨入社区时代”

从蜿蜒的盘山公路转下来，经过嘈杂哄闹的人群，小城便近在眼前。

一年没回到这山间小城，多出的都是新房子。气派的路灯沿街耸立，从大巴车上望出去，延伸的直线望不见尽头。

灯杆上的广告牌，除了酒，都与房子相关。中央大院，奢华经典……所有大城市中司空见惯的大词，都在这里蔓延。它们和这些路灯一起，列队欢迎着回乡的人们。

这四面环山的故乡，是中国中西部典型的一个小县城，如同它的名字——通山——一样，这里四面都是山，在山与山之间，小城好不容易劈出一片狭长谷地。街道，店铺，住宅，行人，车辆，都挤在谷底唯一的一条主干道上。小城的人们自我揶揄：通山就是一条线，夹在山里看不见。

小城只有两路公交车，加起来不超过十个站。如果步行，从西往东，不用一个小时就可走完。没有什么工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小城一直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现在，小城似乎要努力挣脱大山的束缚——县政府，检察院，法院，车站，高中，都搬到了地势更为开阔的西面，地产广告上，这里被称为“新城”。

新城与老城的区别，恍如两个世界，一个崭新，气派；一个破旧，小气。新城的房子，如积木般整齐；而老城的房子，则如犬牙般交错。新城的马路，是双向八车道；而老城的马路，则仅容两辆车擦身而过。

五年之前，小城没有房地产市场，有眼光的本地人，在小城开阔而荒凉的西面买下宅基地，一转手，就成了百万富翁。

2005年，小城房地产市场开始起步，最好的地段，房子500元一平米，现在则是1800。而更好一些的，则超过了2000。

造富传奇就像发酵粉，在口耳相传中被百般演绎。老家的饭桌上，大巴里，房子成为一触即发的共同话题。物业管理，配套设施，这些新鲜的词汇不时从老城的人们口中蹦出。

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更多更拥挤的房子还在急急忙忙地建造。未完成的房子前后还是工地。吊车伸长铁臂，催促着小城向前，再向前。

这里的路名越来越气派，洋都大道，滨河路……操场大小的绿化地就敢称广场。快餐店占据众多临街铺位，为拨快了的生活节奏提供注脚。少年们精心整理出千篇一律的发型，在街上昂首阔步追逐潮流。

小城公交电视上，百分之八十的广告都与房子相关，夸张的广告词配着生涩的画面，鼓动着上车下车的人们。其中一条让人印象深刻：通山巨变，一步跨入社区时代。

3年时间，小城由6平方公里扩到了现在的10平方公里，从2005年到2009年，小城新开楼盘十几个，全部竣工的才一个。

来自县房地产管理局的数字显示，2009年，小城房地产投资6.36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投资2亿元。而房产销售则达到了3亿元。

地产广告入田间

进城的梦想，在小城的农村涌动。老家农村的80后表姐就是其中之一。两年前，她用打工赚来的5万积蓄和向亲戚借来的3万块钱，在小城安了家。搞装修的表姐夫不再出远门了，火热的房市让他有干不完的活，虽然工钱比不上北京、上海，但低廉的生活成本却让他赚的比以前还多。

有精明的地产商人，干脆将广告直接做到了田间地头。奔跑的麻木（一种三轮小车）上，彩色的条幅迎风招展：首付两万，就能在县城安家，你还在等什么？

打工归来的乡村青年，周边小镇的公务员，教师，生意人，以及远道而来的投资客从四方汇聚而来，推着送着小城在现代化的路子上走。从来不堵车的县城， 今年春节堵得一塌糊涂。原本十分钟的车程，竟然花去了一个多小时。横行的摩托车，三轮车，人力车，自行车，在奥迪、东风标致间穿梭。喇叭声夹杂着叫骂声， 让拥挤的街道变得更加拥挤。

2008年，小城迎来了一件大事——中国第一个投资超过600亿的内陆核电站在距离县城20公里的大畈镇落户。小城地产迅即如火添油，房价当年上涨近40%。

地产热给小城增添了无穷动力。这两年，事业单位几乎都重新盖了楼，这些大楼在“新城”里沿街排开，一个比一个气派。

落差

小城的变化撞击着游子的心扉，在深圳打拼的大学同乡发来短信：春节回家，感触良多，亲戚们开车接送，只有我还在贫困线挣扎。

这位同乡月入近8000，却在深圳买不起一套房。她所在的城市，房子均价已大步跨入“2万元时代”，以同等面积计算，在深圳买一套，在小城可以买10套。

亲戚们撺掇她回乡置业，她怦然心动，在短信的末尾，她又撺掇我说：回来吧，我们一起去炒房。

无就业，不县城

作者: 刘放生（湖南衡阳县）

一些县城，原来吃财政饭的人都为子女计而置房更大的城市，而新进县城买了房的农村人却因没有工作机会而只能在年节短住。当人们大批归来时的热闹随着春节过去，节后的县城日渐寥落。

节前：“借”来的消费

节前，连续数日，阴冷袭人，独自一人，说是漫步，还不如说是拥挤在县城的大街小巷——满街涌动着的是挂着沿海各省标牌的小汽车；超市门店，人流如织，欢声笑语，付费处流动着的排队，弯了又弯，有的竟弯过了一排又一排货架，出手成百成千。

这样的农村消费，怎能不吸引那些国际零售巨商？

节后：无就业，不城市

但是，春节过后，虽有连日阳光灿烂，虽也是漫步，却有别样心情。那些昔日机关50、60年代的同仁，不少在京津沪子女处过年还没有回来。遇到的大多是熟悉的乡下人，他们大都是近一两年在县城置房后来过年的。

过去，县域城镇人口，基本上是由这几部分人员组成的：一是党政机关干部，二是教育、卫生、农林水等财政供养的事业人员，三是国营和城镇集体职工。

现在，国营和城镇集体职工已基本上没有了，死的死，下岗的下岗了。县乡主要官员和收入较好的公共部门，不少已居住到市区。还有大量的行政事业人员和农民的子女，在取消统一招生和分配后，加上县乡控制行政事业单位进人，基本上都进入城市就业，农民工中，有相当数量的人，现只在县乡城镇置房，只是年节才来短期居住。

虽然，这些都无法得出准确的数据，但来自我的观察表明，在一些传统农业大县的城镇，原来的“官僚城市”正在发生变化。“农村人口一部分进入集镇和城市、集镇人口进入城市，农村赚钱集镇用、集镇赚钱城市用、小市赚钱大市用”，这是人口和财富的两种新的流动路线，且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所在，不可移易。

由此，一些矿产资源较少，没有新的二、三产业落地的农业大县，县城一朝衰落，并非杞人忧天。

（作者是衡阳县委宣传部主任科员）

“粤西犹太人”的财富过山车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骆海涛 发自广东吴川

从粤西的农业市吴川走出的十万打工大军，通过回收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废金属谋生。没成想，这些废铜烂铁却让他们身处世界经济景气信号的前沿，他们的财富也随着世界经济的起伏而起伏。

名车堵车

陈土观关掉了350奔驰车的引擎，他估计这次堵车又得等上一段时间。“去年的生意好了，从外地开车回家过年的老板真多。”陈土观自言自语。他本人就是在珠三角地区从事金属回收的老板。

宝马、奔驰、奥迪、劳斯莱斯……春节期间，在广东湛江辖下的县级市吴川，市区内连日出现了世界名车在街头堵塞的景象。

堵车在大城市不算什么新鲜事，但地处粤西的吴川是一个农业市：人多地少、工业欠发达、国有企业大部分关闭破产，全市105万的人口约有1／3外出务工。“走出去”的人多了，其中不乏经商出色的人，于是，吴川商人被称为“粤西犹太人”。

今年，这帮“富老板”集体开车回家过年带来了罕见的大堵车。

从巨亏到暴利

陈土观是从距离吴川三百多公里的佛山南海区大沥镇驾车回乡的。在吴川近30万的外出打工者中，有1／3集结在南海大沥从事有色金属回收工作。

25年前，20岁出头的陈土观从吴川到了大沥，由一名打工仔起步，到现在成为一家拥有五十多名员工、“中等规模”的金属回收公司掌门人。

2009年，陈土观旗下的观盈金属回收公司经营废铜回收加工约6万吨，销售量与2008年持平。按2009年铜价平均5万元／吨估算，累计销售的废铜价值达30亿。“大沥的废金属来自全世界。”陈土观说，从欧洲、南美、中东、日韩等地进口废金属后，接着在大沥形成了庞大的集中交易市场。陈土观从这个市场上收购废铜，经整理加工后，再发货销售到全国各地。经营的模式原始而简单。

二十多年发展下来，大沥成了国内最大的再生金属基地。据吴川佛山商会秘书长潘超豪介绍，2009年，大沥再生金属销售总值为700亿，2007年最高峰时超过了一千亿元，而当年吴川市财政总收入才9.3亿元。在当地工商注册的1300多家金属回收企业中，有800多家是吴川人的。

“今年春节过得热闹，但不应该忘记去年春节的冷清。”潘超豪说。

2008年下半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铜价出现连续跳水大跌，从最高的近6万元／吨，跌到最低的2.3万元／吨，跌幅为60％。

老板们的财富也随之缩水。“光是我知道的，当年亏损超过5亿的吴川人就有10个。”潘超豪说。

从潘超豪看来，这种仅通过粗浅的整理加工、买卖之间的差价来获利的方式，受制于经济趋势的因素，尤其房地产行业景气情况决定金属需求量。“这种模式赚钱的基础在于价格‘天天涨’，倘若价格调整下跌，又缺乏资金补进，那么就容易被套牢了。”潘超豪说，2008年金属价格急遽暴跌时，人们都来不及逃跑。

明显的对比是，2009年经济大环境改善了，铜价翻了一番还多，这才有了今年春节皆大欢喜的局面。

2月22日，大年初九，铜价实现了新年长假后的“开门红”，现货价涨了约3000元／吨。按此计算，一个长假后，陈土观的800吨库存增值了240万。

镇维稳办的“生意经”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唐永林

现在，去镇政府办事的人们，不管是上访的，喊冤的，离婚的，都学会了首先去找维稳办。而纠纷的处理，维稳办大都需要收费。

维稳办的年夜案

年三十那天下午，爆竹声渐次响起的时候，堂哥还在忙。

堂哥现在在镇里的“维稳办”工作。这个中部省份的普通乡镇，去年和别处一样，也成立了综治维稳中心，综治办、派出所、信访办一堆机构联合办公，由“和镇长一个级别”一名正科级副职领衔。这个层层设立的机构一时需要不少人手，原来在镇小学教书的堂哥闻讯，托了若干关系，把自己塞了进去。

堂嫂调侃堂哥，现在从“教书匠”变成了“半个农民”，平日里处理最多的，就是东家多年前出去打工，把地让给西家种，现在听说要占地拆迁，又急着想要回来；西家想一个唾沫一颗钉，利益当前，哪有要回去的道理，于是闹纷纷地去镇里寻个公断——在这个加速城市化的小镇，“被拆迁”真是让人欢喜让人忧，它成了很多人艳羡憧憬的“致富捷径”，却也是头号大麻烦。

现在，去镇政府办事的人们，不管是上访的，喊冤的，离婚的，都学会了首先去找维稳办。

我很诧异，这个机构成立才多久，宣传这么到位？堂嫂解释，大家去镇政府，离婚啊，纠纷啊，也不知道该找谁，以前就说找书记镇长，现在被统统指到维稳办来，再由他们协调分派下去。

那天把堂哥拖住的，是一个68岁的老太太和一个66岁的老太太打起来了。起因是，邻近的两家原本就因为宅基地闹个不休，那天66岁的老太太上街买了点东西，回来时离家不远遇到68岁的老太太，后者往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口水，于是双方开始叫骂，随之升级为相互扭打扯头发，68岁老太太倒下，开始打滚、呻吟，双方子孙适时赶到，互有小伤，村干部调解不住，忙汇报了维稳办。

打架已是司空见惯，不过由两位老太挑起，却也颇为新鲜，大家于是感慨一番。

维稳是有偿服务？

正感慨着，堂侄说，有电话，手忙脚乱地从手袋里拿他母亲的手机。等拿出来，手机却不响了。堂嫂一看，是在邻市的大学闺蜜，于是回了过去。

我调侃道，嫂子，这不是你的风格啊。因为平日里堂嫂看到未接电话一般都不会打过去，省钱。

父亲在一边笑着说，现在有人给她充话费了。

最近的一笔话费，来自一位90后青年的父亲。

这名1990年出生的男青年，两年前在省城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名同龄的邻市女青年，于是恋爱，并顺理成章地把对方肚子搞大。后来因为双方父母未能就财礼达成一致，又决定堕胎，不结婚。

女青年的母亲随后单刀赴会，到我们县向男青年的父亲索要8万元青春损失费。后者则坚持最多只能给1万。

双方争执不下，又哭又闹，收不了场，直到维稳办出面。

派出所所长于是亲自去了一趟男青年家。没人知道他说了什么，反正男青年的父亲就此答应赔偿金提高到3万。女青年的母亲见好就收，拿钱走人；维稳办也收取了900元“协调费”，一时皆大欢喜。

我诧异：这“协调费”算什么名目，难不成维稳还是有偿服务啊。

原来，按说是有着按镇里人口算每人2元的维稳经费，但领导似乎觉得唯此尚不足以补偿工作的辛劳，于是额外规定凡有钱来往的纠纷，按一定比例抽取“协调费”；未有钱来往的，譬如确认事实婚姻解除关系一类的，也收取数百元不等。而收来的钱，则以手机话费等不同形式分给相关人员。

那人家来告怎么办，我刨根问底道。“反正也没发票，都是你哥手写一张收据，签上自己的名字。”堂嫂解释。

这个字堂哥还是少签，我提醒堂嫂，根据经验，这个事情不出事还好，一旦出事，领导肯定装作不知情，都是不懂事的下属干的。

本来为堂哥不时有点外快还颇有一点自豪的堂嫂，听了这话，一时也有点担心起来。

堂哥回来的时候，赵本山带着一帮弟子刚刚“捐助”完。这个被我们后辈一致痛斥的节目，爷爷却看得颇感慨：“农民实在朴实啊。”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

                                                               ——转载自《网易》

现在啊，还得借着别人的燃料续着动力，这得烙下人情，买油钱得去挣！有时候也难免堕落，无欲无则，你也还要搭着大货车，让他给你提提神。有时候你得想象一下自己在太空中遨游，你在看着地球上乱七八糟的什么大款，什么大师，什么炫耀，什么权威，都他妈各个自我标榜，你还是个自由的心态。

PS. 对于那些“口才好”的人来说同样如此，由于知识量的缺陷与概念的不完整，为了保持话语的连贯性，他必须竭尽全力地寻找装饰性的、替代性的以及欺骗性的逻辑，甚至不揣地转向非重点的话题领域来为自己解围。其沾沾自喜的态势来自于对自我逻辑的满足以及由此假象出一个“完美”听众会对其观点作包容或崇拜性接受，认为在一个有时间限度的对话中，压榨他人的表达机会并暴语倾盆式的兜售自己的语言实力能够解决此次谈话的主题。这就是“过分”自信的表现，其特点有：①说话说不停②打压别人的观点③习惯性地虚假放低姿态，比如面带微笑、观点退让等等。